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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創始人名悉達多·喬達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歲時離家成道,此後被尊稱“佛陀”,意為覺悟者,簡稱“佛”,所傳宗教被稱為“佛教”。佛陀示現涅盤後的數百年間,佛教傳遍印度次大陸,稱為原始佛教,這段時間稱為原始佛教時期。
  
  自佛陀入滅百年後起,原始佛教內部由於對教義的理解不同,曾發生多次分裂,進入部派佛教時期。
  

 

 

 

 

 


   南傳佛教(巴利語系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後,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眾部。上座部諸派向南傳播,盛行於斯裡蘭卡,遍傳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後傳入中國雲南,廣西等地。稱為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所傳誦的三藏經典使用的語言主要是屬於巴利語系,故又稱為巴利語系佛教、巴利佛教。
  

 

 

 

 

  現代中國南傳佛教主要分布於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思茅地區、臨滄地區、保山地區,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數群眾信仰南傳佛教。參見傣族佛教。
  

 

 

 


  南傳佛教傳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統,遵照佛陀以及聲聞聖弟子們的言教和行持過修行生活,故亦稱上座部佛教。
  

 

 

 

 

 

   漢傳佛教(漢語系佛教)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範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陸後北上。
  

 

 


  印度大陸的聲聞佛教和菩薩乘佛教是同時傳入東土的。除大乘經典外,中國現存的印度大陸各部派的聲聞乘經典也很豐富。達摩祖師西來,曾讚嘆“東土漢地,好一派大乘氣象!”由於中華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根性,漢傳佛教主流為菩薩乘佛教(又稱大乘佛教),聲聞佛教在漢地一直不如菩薩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後代,“漢傳佛教”幾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詞。由於漢傳佛教所使用的語言是以漢語為主,故也稱為“漢語系佛教”。
  

 

 

 


  公元前後,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同,佛教一傳入中國即開始的佛典翻譯事業,是以皇室官方組織高僧,嚴謹制度下的書面系統翻譯。隨著漢明帝打開官方迎請佛教的大門,隨後數百年間,天竺西域與中原兩地傳經、取經之高僧絡繹不絕,如鳩摩羅什、真諦、法顯等祖師菩薩。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遍參天竺數十國取經,並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圓滿歸唐後,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經典之後都漸翻譯到了漢地。此時的東土,各大宗派紛紛成熟,高僧輩出,證者無數,從教理研釋證悟到民間百姓的廣泛傳弘,大乘佛教在中國的輝煌實踐與隋唐盛世交相輝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漸轉移到了中國,並進而傳播影響到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及我國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後則日趨沒落而消亡了。中國翻譯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統和完整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尚無定論,異說頗多,最廣泛的說法是東漢永平十年(67),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廣求佛像及經典,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僧至洛陽,在洛陽建立第一座官辦寺廟——白馬寺,為我國寺院的發祥地;並於此寺完成我國最早傳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18]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布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19] 而北方的長安僧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封建社會後期,漢地佛教衰落,戒律廢弛,叢林破敗,僧人無知,迷信盛行。近代以來,在楊文會等一批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帶動下,佛教在各個方面得到一定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愛國僧人如著名佛教社會活動家太虛大師積極支持抗戰,為爭取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廣為宣傳,佛教界還在戰地組織了僧侶救護隊,為爭取祖國自由獨立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傳佛教界首先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種剝削制度,佛教事業日益發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953年(癸巳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法師當選會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使中國佛教獲得新的發展。[20]
  

 

 

 


   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
  
  藏傳佛教主要流行於西藏、雲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群眾普遍信仰。[20]
  
  藏傳佛教的戒律體系是完整的佛教體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應俱全。藏傳佛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藏族地區形成和經藏族地區傳播並影響其他地區(如蒙古、錫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語傳播的佛教,如蒙古、納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字,但講授、辯理、念誦和寫作仍用藏語和藏文,故又稱“藏語系佛教”。
  

 

 

 


  回鶻佛教(回鶻語系佛教)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域、敦煌出土了為數極為豐富的古代回鶻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佛教內容。這些文獻填補了歷史記載上的許多空白,為古代回鶻佛教、歷史、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資料,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對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是20世紀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為輝煌的領域。在世紀之交對這些成果進行總結、回顧,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21]
  

 

 

 

 

  根據吐魯番、哈密等地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的題跋,該文獻是由吐火羅語翻譯過來的。由吐魯番出土文書推斷,除了印度諸語(首先是梵語,還有犍陀羅俗語,印度貴霜皇朝時代梵語勢力範圍曾覆蓋此地)之外,塞語和粟特語在回鶻西徙以前也都曾對塔裡木盆地佛教的流傳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樣,吐火羅僧侶接過印度高僧傳來的接力棒,把佛教進一步傳給東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亞向東亞推進。他們對古突厥、回鶻人產生影響的時間都早於漢傳佛教。[22]
  

 

 

  漢傳八宗
  
  禪宗
  

 

 

 

  祖庭——河南登封少林寺[23]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剎”之譽;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庭,位於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於少室山陰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義帝為佛陀禪師修建,敕就少室山為佛陀立寺。薩提達摩來此,於寺凝修壁觀,建立禪宗,歷代屢次重修。禪宗傳承以達摩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於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題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匡救寺,位於河北成安縣,禪宗二祖慧可說法之處,相傳達摩曾在此為二祖說法。
  

 


  山谷寺,又稱乾元寺、三祖寺。位於二安徽潛山西北三十里的三祖山,禪宗三祖僧璨大師曾在此講經說法,寺廟有僧璨大師塔。
  

 


  真覺寺,又稱東山寺,位於湖北黃梅東北二單的馮茂山上。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曾居於此。
  

 


  南華寺,位於廣東韶關南六十里處,原名寶林寺。禪宗六祖慧能開法於此。寺內有六祖肉身塔,供於六祖殿內。
  

 


  “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簡稱,意譯為修習方法,禪宗以“禪”概括佛教的修行實踐,“靜慮”。禪原本是佛教普遍奉行的一種故而得名。禪宗是中國漢傳佛教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發展最成熟的一個宗派。
  

 

 


  天台宗
  
  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23]
  
  三論宗
  
  祖庭——陝西西安戶縣草堂寺、江蘇省南京市郊棲霞山棲霞寺[24]
  
  法相宗
  
  (慈恩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即大雁塔和陝西長安區的興教寺
  
  華嚴宗
  
  (賢首宗)祖庭——陝西西安長安區的華嚴寺
  
  律宗
  
  (南山宗)祖庭——陝西西安淨業寺[23]
  
  密宗
  
  (真言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興善寺和青龍寺
  
  淨土宗
  
  (蓮宗)祖庭——陝西西安的香積寺、江西廬山的東林寺[25-26] 、山西交城西北石壁谷中的玄中寺

 

 

 

  
  佛藏
  
  《大藏經》為佛教經典的總集,簡稱為藏經,又稱為一切經,有多個版本,比如乾隆藏、嘉興藏等。現存的大藏經,按文字的不同可分為漢文、藏文、巴利語三大體系。這些大藏經又被翻譯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滿文等。其主要內容涉及佛教哲學、倫理學、邏輯學、語言學、詩學、文學、醫學、天文學等
  

 


  中國文化

 

  
  建築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係,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誌。在一片鬱郁蔥蔥之中,掩映著紅墻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里錦繡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文學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係。
  

 

 

 


  繪畫和音樂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既、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公元3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27]
  
  

 

 

 

隨順國王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歷史最悠久的。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千餘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間經歷代高僧大德的弘揚提倡,許多帝王卿相、飽學之士也都加入這個行列,終於使佛教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則與儒、道等相結合、相融會、相激盪,然後匯入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大海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為中華文化放射出燦爛輝煌的光芒。文化的內容極其廣泛,項目極其繁多,凡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一切總成績,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強調說: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以佛教為例,援引鳩摩羅什的話說:“學我者病。”鳩摩羅什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五分中:“雖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謂俗王為僧立制,不依經本也。非我所制,余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或結合不同民族之具體情況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義。無怪乎,馬克思、恩格斯說佛法是辯證法。納丹(新加坡總統):“我對於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
  

 

 

 

  語言和文字
  
  趙朴初這樣說:“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範文瀾早年曾對佛教文化採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奘這個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但在中國,人們反而只知《西遊記》裡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們中國漢語的大量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覺悟、意識、忽然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彙。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梁啟超先生曾統計日本人所編的《佛教大辭典》,共收有“三萬五千餘語”漢語佛教詞彙,佛教詞彙不僅占據漢語詞彙一個大部分,還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詞彙,從廣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可以說,沒有博大精深,燦爛繽紛的佛教詞彙充實,就沒有中國漢語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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